迩之事父远之事君怎么理解(迩之事父远之事君翻译)

《诗经》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由孔子整理编订而成。孔子对它评价甚高,曾概括《诗经》宗旨为“无邪”,并教育弟子读《诗经》以作为立言、立行的标准。孔子非常重视《诗经》的实用性,认为《诗经》有兴观群怨的社会政治功能,有教化百姓、移风易俗的功能,推崇《诗经》所体现的“思无邪”和“温柔敦厚”。但他将文学与政治直接挂钩,在将《诗经》看作政治附属品的前提下论述《诗经》的意义和作用,他希望恢复周礼。所谓诗教,乃是儒家发挥诗义,阐明社会、政治、人生的根本意义的重要教育手段。

《礼记·经解》中记录,孔子曰:“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絜静精微,易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属辞比事,春秋教也。故诗之失愚,书之失诬,乐之失奢,易之失贼,礼之失烦,春秋之失乱。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而不愚,则深于诗者也;疏通知远而不诬,则深于书者也;广博易良而不奢,则深于乐者也;絜静精微而不贼,则深于易者也;恭俭庄敬而不烦,则深于礼者也;属辞比事而不乱,则深于春秋者也。”这是孔子对《诗》《书》《礼》《易》《乐》《春秋》这五书对人产生的不同的教化作用。孔子认为《诗》有净化心灵的作用,百姓的温柔敦厚是《诗经》教化的结果,作为一个国民,如果温和柔顺、朴实忠厚而不愚蠢,那就是真正把《诗经》学好了。

在孔子弟子及再传弟子记录孔子及其弟子言行而编成的语录集《论语》中,也有许多孔子提及《诗》的重要性及作用的语句,如“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孔子提出了从事文化教育的基本程序和三方面内容:诗、礼、乐,而且指出了这三者的不同作用。它要求学生不仅要讲个人的修养,而且要有全面、广泛的知识和技能。“诗”有着强大的感染力,可以启迪心智、陶冶性情,使人懂得人生的真义。“礼”能使人行为规范,树立人格,卓然自立于社会群体之间。“乐”则陶冶情操,使修身、治学得以完成。反之,若不学诗就会“其犹正墙面而立也与?”(《论语·阳货》)这样他就是简直不能向自我修养实现的方向迈出步履。学诗标志着履道的第一步,且是关键性的一步。

“不学《诗》,无以言。”(《论语·季氏》),这里的不学诗就没有话说,指的不是在日常生活中普通的交流,而是在一些正式场合。如在诸侯国的外交会议上,人们经常用赋诗来对答,比较含蓄、文雅地表达自己的意见。如果不懂诗,或不会运用,是会吃亏的。虽然不管说话时赋诗,还是写文章时引诗,他们都不大注意《诗经》的本义,而往往断章取义,或者把诗的主题加以曲解,然后才加以利用。但是对于《诗》内容的熟悉和掌握还是很有必要的。

“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论语·阳货》)。孔子这段话说明了学《诗》的众多作用,学诗可以激发热情,可以提高观察力,观察社会;可以团结群众,与人进行交流和交往;可以抒发不满。近可以侍奉父母,远可以侍奉君王;还可以多知道些鸟兽草木的名字。《诗经》不再被当作纯粹的文学作品,而是人生和社会教育的教科书。文学的社会作用,在孔子的“兴、观、群、怨”说产生之前,就有一些作家试着在不同的的作品中阐述过。但都是片断式地散见于一些作品,是零碎的、较为简单的,没有系统性、深刻性。孔子集前人之大成,在前人的基础上认真总结,形成了一个较系统而全面的、深刻的文学功用观。孔子的“兴、观、群、怨”说也具有它的局限性,他所阐述的文学的社会作用,是完全受制于当时的统治阶级的思想和要求的,也就是说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兴、观、群、怨”说是以周王朝的伦理道德为标准的前提下提出来的。男尊女卑、重礼重孝,君为臣纲、父为子纲,“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就是这种伦理道德的体现。这是文学发展中的不利因素。文学创作要符合当时规定的道德标准,文学要承担政治任务,而作者在文学作品的创作过程中,感情的抒发要受到伦理道德规范的限制。

孔子不仅说要读《诗经》,还强调要将之在政治和外交活动上学以致用,发挥它的实用功能。子曰:“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论语·子路》)孔子说:“熟读《诗》三百篇,叫他去从政做官治理百姓,却不能通达行政;叫他出使四方各国,却不能恰当地赋诗应对;这样,就是诗读得再多,又有什么用呢?”这与古代作家文以致用的观点相符。

“思无邪”三字,是孔子对《诗经》评价,他认为,《诗经》中的诗歌表达了一种纯正、无邪的思想。而统治者则要善于用《诗经》这样的思想,用之于政务治理,从而让政治走上仁道,让民众归于正道。孔子对于《诗经》内容从政治角度和道德方面进行解读。《礼记》中孔子多次援引《诗经》来论证自己治国辅政的主张,比如“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结合上下文来看说的就是男人喜欢美丽的女子罢了,孔子在《礼记》的《缁衣篇》认为这是“君子喜欢品德相当的朋友”。再比如《大学篇》中援引诗经“缗蛮黄鸟,止于丘隅”,孔子把这句写景状物的诗解读为“连黄鸟都知道自己该栖息的处所,怎么可以人还不如鸟呢?”。现代人把《关雎》视为一首纯粹的爱情诗,在孔子时代则被解读为水禽“雎鸠”生来有固定的伴侣,不与其他鸟儿相乱;雌雄常相并游,却不狎昵。这种行为合乎夫妇的正当礼仪。《诗经》中的《螽斯》讲的是蝗虫的生殖能力强,从政治角度也能被解读为赞美后妃,多多生育。《论语》中还有两段孔子和弟子的对话提及《诗经》。第一段是子贡曰:“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子贡曰:“《诗》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谓与?”子曰:“赐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告诸往而知来者。”(《论语·学而》)第二段是子夏问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子曰:“绘事后素。”曰:“礼后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论语·八佾》)从中也可以看出孔子在教弟子读《诗经》时,也不是仅从表面意思去理解诗义,而是解读成具有教育意义的话。这些解读表明,孔子运用《诗》义,阐明社会、政治、人生的根本意义的重要教育手段,从而教化百姓,维护统治的稳固性。

那么从政治角度去分析孔子为什么这么推崇《诗经》呢?孔子出身于一个没落的奴隶贵族家庭,他的先世,也确乎都是大贵族。春秋时代贵族是极力推崇“礼”的。又因为孔子所居的鲁国是保存周礼文化传统比较完整的国家,所以在孔子的思想中是深受周礼文化影响的。孔子推崇周礼,认为周礼近于完美。但是由于处在社会大转型的时代,由于他的平民身份,由于周礼的僵硬性,又使孔子“放纵”自己对周礼进行了深刻的超越,从而大大加速了当时的社会转型进程。同时孔子对“礼”的社会功用的阐释,不仅肯定了“礼”的存在价值,也为重建和推行“礼”制找到了最充分的现实依据。“礼”是西周以来奴隶制上层建筑的集中表现,是用来维护奴隶制的上下尊卑的等级关系的典章制度和礼仪形式。《诗经》则是周代诗礼文化的重要内容,也是礼制建设的有机组成部分,更是实现礼乐文明建构的重要途径。

子曰:“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论语·子罕》)孔子说:“我从卫国回到鲁国,才把音乐进行了整理,《雅》和《颂》都有了适当的位置。”孔子的话表明,他的确对《诗经》作了分类整理。《雅》、《颂》是直接有关祭祀等重要典礼的“庙堂诗”,使它们各自得到合适的位置,是承续了周公制作礼乐的事业。孔子晚年从卫国返回鲁国,结束了长达十四年的周游列国的生活。虽然寻找贤德的君主来实现仁政的理想落空了,但通过正乐还可以复兴传统文化,将周礼的精神弘扬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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