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京杂记原文及翻译(西京杂记文言文翻译)

西京杂记原文及翻译(西京杂记文言文翻译)

《西京杂记》是一本曾经在中国产生过广泛影响,但在后来的历史进程中被人大肆篡改,到了清代之后以纪昀为首的清廷奴才又对《西京杂记》进行了大肆污蔑,至使该书受到不公正的评说而趋之于平淡的一本西汉古籍。
一、历代对于《西京杂记》成书的争议《西京杂记》的成书过程比较复杂,据各相关史料加以综合分析,其原稿的作者是西汉末年的刘歆,而晋代葛洪则根据刘歆的相关原稿辑成《西京杂记》一书。葛洪在《西京杂记》的书末有一篇后记,说葛家有一部一百卷的汉代史书,是刘歆的父亲刘向传与刘歆,然后刘歆又继承父业接着写下去的一部尚未编定成册的书稿,然而未等这部书最成完成,刘歆就因突发的朝政事变而自杀了。葛洪把后来流行于世的、东汉班固所著的《汉书》与刘歆的这部书稿相比较,认为班固的《汉书》,其实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取材于刘歆的这部书稿,两者相比,只不过是有一些小小的不同罢了。于是葛洪将刘歆原稿中与班固不同,而且又为班固所不取的一些内容录了下来,编辑成书,并取名《西京杂记》。这就是《西京杂记》一书的最早由来。应该说,《西京杂记》的成书过程其实并不复杂,但自葛洪之后又过了两百来年,到了南朝的萧梁时期,有一个名叫吴均的文人,将自己所写的一些东西擅自塞入《西京杂记》之中,冒充刘歆的原作,也许是由于吴均在齐梁之际文人中间有一定影响,竟然自此而后,人世间所流传的《西京杂记》,竟是经过吴均改篡过的书稿,从而使得《西京杂记》一书良莠混杂,造成后之人读此书而真伪莫辨。吴均其人,《梁书》有传,据载,吴均字叔庠,吴兴故鄣(故址在今杭州市西北)人,任吴兴郡主簿。考其行迹,其曾上表梁武帝萧衍,请求撰写《齐春秋》一书,以纪萧梁之前朝萧齐史事。书成之后,本身是著名学者的梁武帝认为其书史事失实,于是命中书舍人刘之遴以书中所载之事面询吴均,而吴均言语支离,无法回答,于是梁武帝命将书稿焚毁。由此可见,吴均于史材、史识方面,应是有所欠缺的。唐代刘知几撰《史通》,则对吴均的史德方面提出指责,其在卷十八中说:“子曰,‘汝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儒诚有之,史亦宜然。盖左丘明、司马迁,君子之史也。吴均、魏收,小人之史也。其熏莸不类,何相去之远哉?”最先对吴均改篡后的《西京杂记》提出质疑并表示谴责的,是大约与吴均同时、并同为江左人的吴人陆玑(字元恪)。陆玑精研《诗经》,其所撰有《陆氏诗疏广要》一书,其卷上之下有这么一句话:“《西京杂记》称‘汉上林苑中有侯栗,又有侯梅’,此呉均之语,不可取信。”大概是出于同乡的原因,陆玑深知吴均之为人,并考证出侯栗、侯梅出于《诗经》之《小雅•四月》,于是加以指出,并告诫后之读者这是吴均所说的话,不能相信。著名诗人庾信也是与吴均同时之人,而且又曾同朝为官。据唐代段成式《酉阳杂俎•语资篇》,庾信曾有一次作诗,其中用了《西京杂记》中的有关典故,但后来又认为不妥,认为不应该将吴均的东西当成典故来用,于是将作好的诗作了修改,并说:“此吳均语,恐不足用。”由于吴均对《西京杂记》的篡改,且改篡之文混杂于原文之中,致使这部书令世人真伪难辨,从而使它的声名遭受到很大损害。到了唐代贞观年间,颜师古为太子承乾注班固的《汉书》一百二十卷,其在《匡衡传》的注疏中对《西京杂记》提出了严厉批评,说:“今有《西京杂记》者,其书浅俗,出于里巷,多有妄说。”这里需要说明的是,颜师古指责《西京杂记》,与陆玑、庾信对吴均的指责是有所不同的。陆、庾二人尚是对吴均篡改《西京杂记》一书中的具体地方产生质疑,而颜师古则是对《西京杂记》的全书进行指责了。事实上,《西京杂记》一书,经考证,其中绝大部分的条目是后来的吴均所不能臆造出来的,而吴均所篡入的不过只有十来条而已,但颜师古不分青红皂白一概否决,有失于公允。宋代朱熹撰《孝经刊误》,其中直指《西京杂记》“伪造汉人文章”“甚可笑”,并引颜师古《汉书•匡衡传》中的注疏以证其说,但并没有提出自己的什么独到见解。(《朱文公文集》卷六十六)宋代晁公武撰《郡斋读书志》,在其卷二之中,对《西京杂记》有一个比较客观的评价,但在最后有一句“江左人或以为吴均依托为之”,其用意无非是为当时读者另备一说。看来晁公武是个比较慎重的人,没有颜师古那样武断,总的介绍比较客观,虽然也提到了吴均伪托之事,但只是一句带过,并不有发表太多的意见。然而同时也可以看出,晁公武对这个问题似乎并无深研。宋末陈振孙撰《直斋书录解题》,在其卷七之中,对于《西京杂记》有较多的评价,但否定的意见比较多。他认为:葛洪是江左第一流学者,而《晋书》本传却不载其辑《西京杂记》之事,另外,两汉之际也从来没有史籍记载刘向、刘歆父子曾经撰写史事之书,因此他认为《西京杂记》一书不是刘氏父子的原稿,也不可能是葛洪所辑录之文,其至连吴均之名也没有提到,只是一味将其贬低,大概他认为《西京杂记》是后世无名氏所伪托的吧?元代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一百九十五之中,虽然也介绍《西京杂记》,但只是将晁公武与陈振孙对《西京杂记》的评价原文一字不漏予以照抄,本身并未发表任何意见。不过马端临的基本态度是倾向于否定的,因为他在《文献通考》的其它地方曾简明指出过《西京杂记》是本伪书。到了清代的乾隆年间,纪昀编纂《四库全书》,对《西京杂记》攻击尤力,其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前后有十来处明指《西京杂记》为伪书,并具体指出了他所认为的其为伪书的多处证据。有关纪昀对《西京杂记》的指责,具体见本书附录,此处不再赘说。尽管历史上主张《西京杂记》是本伪书的声音不少,但更多的则是予以肯定,有一个数字可以证明这个观点:据统计,在《四库全书》之中,涉及到《西京杂记》的地方,包括正文与注释在内,共有5000余处之多,其中绝大部分都是对《西京杂记》某些内容的转引。笔者认为,这种转引次数的多寡,可以折射其书对后世的影响乃至后人对其书的认可程度。明确称赞《西京杂记》的人同样也是存在的,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段玉裁。他其所撰的《抱经堂文集》卷七的《新雕西京杂记缘起》中认为:葛洪本身就是当时的文坛翘楚,并不是个非得依托别人才能著书以求名的人,因此他没有必要假冒刘歆之名。再者,书中刘歆称其父刘向为“家君”,而葛洪无论如何也不会称别人的父亲为自己的父亲而见笑于天下之人。因此从情理上来推测,这本书的作者就应该是刘歆。此外,段玉裁又完全否定了吴均对《西京杂记》的造假,他认为吴均在齐梁之际也算是个人物,是不屑于托刘歆之名以图虚名的。对于段玉裁的这个看法,笔者并不赞同。对于绕围在《西京杂记》一书中所产生的否定意见,笔者认为,纪昀对于《西京杂记》的指责,事实上与颜师古一样,属于不分青红皂白地全盘否定,而且比颜师古更加绝对化,用这样的观点对待中国古籍,恐怕很多有价值的史料会随着这样的全盘否定而销磨殆尽。事实上,现在我们所能看到的《西京杂记》,其中固然有吴均篡入的痕迹,有一些甚至还很明显,便更多的则是确确实实来自西汉时期的真实记载,其中有些史实是后来的吴均无论如何也伪造不出来的。这本《西京杂记评注》,是笔者花费了十多年的时间,查阅了大量古籍后写出来的东西,其中以确切的证据对《西京杂记》全书的每一则记载作了详尽的考证,考证的宗旨是:非细读其原文则不作考证之证据。于是按这个宗旨找出了多处冒名作伪者的作伪明证,同时也证实了多处确是来自于刘歆原稿中的明证,可以认为是自《西京杂记》问世后的两千年来第一本全面而详尽研究这本书的专著,其与前代之人往往对这本书只叙其一点而不及其余有很大的不同。此外,鉴于《西京杂记》一书,除了来自后人所伪托的十多则记载之外,其余绝大多数记载都是言简意赅,韵味深长,要想真正读懂其中的涵意,除了必须具备相应的历史知识之外,还必须参阅大量的相关古籍,这样的要求对于今天的青年读者们来说也许有些苛求,因此本书的写作目的,就是以简练明白的现代白话文,帮助读者朋友们如何去了解这本来自西汉时代的古籍,从而获得相应的西汉史知识。如果本书的出版能够为读者朋友们带来一些读书的快乐或因此而产生一些启发的话,那就是笔者所感到的最快乐的事情。二、关于刘歆与葛洪的生平刘歆(约公元前53-公元后23年),西汉皇族楚元王交五世孙,世居长安,字子骏。其父刘向是当时的文坛领袖,而刘歆继承了刘向的学术地位。应该说,刘歆是个相当复杂的人物,要想对其人有个全面的了解,必须要从两个侧面来认识这个人。一个侧面是从政治上,另一个侧面是从学术上。在政治上,刘歆可以说是个趋炎附势、投机取巧,同时又饱含着政治野心的西汉大官僚。刘歆生活的时代,正好是西汉社会的末期,随着刘姓皇族的一天天衰弱,而外戚势力却一天天地增强。刘歆虽然是刘姓皇族成员,却无法阻止这一历史趋势的进程,但他有着十分灵活的头脑与善于投机的本性,于是他投靠当时外戚势力的核心人物王莽,被王莽引之为“国师”,封“嘉新公”,并成为王莽集团中最重要的“四辅”之一,应该说,王莽以及他的“新朝”,其中很多有关的重大决策,刘歆在其中是起到了很关键作用的。刘歆依附王莽,并不是想永远在王莽的手下当一个什么“国师嘉新公”,他的最终目标是要当上皇帝,成为君临万国的天子。西汉之际,讖纬盛行,而刘歆正是这种讖纬的铁杆执迷者,当时朝野上下有一个十分流行的讖语,说是不久之后将有一个名叫“刘秀”的人将会成为新朝的皇帝。刘歆对此是深信不疑,于是他为了响应这个讖语,居然敢于冒天下人之大不讳,改名叫“刘秀”,字“颖叔”,意思十分明白,他是要看准了之个“九五之尊”的大宝之位而决心不惜一搏的了。其字称“颖”,意思是他终于“颖悟”了他就是那个“天将降大任”的那位“斯人”。然而当时最有力量登上新朝皇帝之位的并不是刘歆而是王莽,在政治手段方面,王莽明显比刘歆所高不止一筹,经过数十年的苦心经营,王莽最终废掉了西汉最后一个皇帝孺子婴,从而建立了他的“新朝”,刘歆虽然也是野心勃勃,无奈时运不济,“既生歆,何生莽”,遇上了这位堪称中国古代的第一伪君子,于是只能臣服于王莽之下。到了王莽末年,出于王莽的独裁本性与刘歆不甘居人之下的性格特点,二人由原来的相互利用关系最后发展成了水火不能相容的关系,王莽杀掉刘歆的三个儿子,而刘歆也与人密谋要除掉王莽,后来事情泄漏,在王莽意志的重压下,刘歆被迫自杀,从而结束了他充满了政治风波的一生。从学术这个侧面来说,刘歆又可以称得上是一个绝代奇才,东汉《班固》撰《汉书》,其《本传》中盛赞其“六艺、传记、诸子、诗赋、数术、方技,无所不究”。以今天的观点来看,两汉之际学术鼎盛,但在学术上称得上强于刘歆的人,恐怕可以说是没有几个。刘歆的学术成就,用今天的观点来看是多方面的,其在史学、古文字学、目录学、天文历算学等方面都极有建树。刘歆继承了其父刘向的学术地位,是当时首屈一指的文坛领袖。王莽醉心于复古改制并推行天下,其很大程度上是受了刘歆醉心于古文经学的影响。刘歆学术最引人注目的是他所撰写的《七略》,据汉末荀悦《前汉纪》卷二十五,刘歆所撰的《七略》,包括辑略、诗赋略、六艺略、诸子略、兵书略、术数略和方技略等七个方面,共一万三千二百六十九卷,是我国历史第一部图书分类学目录专著。然而《七略》原书今已不传,所幸其中的大部分内容摘要尚保存在《汉书•艺文志》之中,今人仍能知其大概。刘歆学术的另一个方面是古文字学。他曾因《左氏传》之中多古字古言,传习者只能根据前人训诂之说进行研读,极大地阻碍了当时学术界对于春秋时代经济政治的研究。于是刘歆首开根据传文以解《春秋》的先河,在刘歆的努力之下,《春秋左氏传》终于脱离生涩难懂的古字古言,开始成为章句、义理都能让后代之人都能理解的一门学问。刘歆的另一项学术成就是天文历算之学。早在西汉武帝时期,邓平、唐都、落下闳等创立“太初历”,但到了汉成帝之际,由于星际运行的误差,太初历已不能准确地反映天象,于是刘歆领衔新创“三统历”,所谓“三统”,是“天施”“地化”“人事”的合称。刘歆所撰《三统历谱》至今已佚,但其主要论点及相关计算数据都保留在《汉书》的《律历志》(上、下)之中。用当今的观点来看刘歆的学术,主要体现在下列方面:其一是刘歆堪为中国小说之始祖。虽然“小说”一词最早出现在《庄子•外物》之中,即所谓“饰小说以干县令”是也。但《庄子》中的小说并不是今天意义上的小说,所谓小说,刘歆认为:“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涂说者之所造也。”《汉书•艺文志》据刘歆《七略》而列出小说十五家,一千三百八十篇,但其中绝大多数今已失传。当代学术界一般将刘歆自己的《西京杂记》《汉武故事》等列入了小说家之中。其二是将刘歆视之为中国版本目录学的创始人。在中国,最初的版本研究与校雠工作合二为一。西汉刘向、刘歆父子在整理皇家藏书的过程中曾搜集不同传本进行校勘。唐代雕版印刷勃兴以后,图书刊刻的讹误、差异、作伪及图书在流传中的亡佚现象日见增多,从而促进了对版本目录学的研究、辨识与源流考辨。而这一学科的发展,自唐、宋以来均是以刘歆《七略》中的目录分类学理论为基础的。其三,在度量衡研究方面刘歆也堪称鼻祖。汉代的度量衡沿用秦制,刘歆将秦、汉度量衡制度整理成文,使之更加规范化,条理化。今天我们在《汉书•律历志》所看到的相关文字,便是班固据刘歆所作的中国最早的度量衡专著为蓝本的改写稿。鉴于刘歆在中国古代自然科学方面的杰出表现,当代国际天文学会将火星南半球一座环形山以刘歆的名字来命名,以纪念这位在自然科学方面作出卓越贡献的古代科学家。这里有一个问题,刘歆既然在西汉末期具有如此重要的学术地位,但为什么他的原作均已不传于后世呢?笔者认为这很可能由于他是与当时的独裁者王莽政治争斗之中失败而丧命的,而王莽严酷无比的政令致使他的著作受到了封杀或禁毁。有一个事实可以间接证明这一设想:刘歆的父亲刘向是比刘歆略早的著名学者,而刘向的著作,除了《五经通义》一书在后世的流传中佚失之外,其余《古列女传》《说苑》《新序》《列仙传》等,至今仍能看到;而刘歆却无任何原作传于后世,为何处于同一时代的两父子会有如此不同的境遇?因此笔者认为,这只能从刘歆的著作在当年曾遭到王莽的禁毁方面找原因。刘向的学术著作虽然不传,但今天的我们仍能感受到刘歆学术对于西汉时代的影响是十分巨大的,除了我们前面所述《汉书》的《艺文志》与《律历志》是班固据刘歆原稿所作之外,《汉书》的《天文志》与《五行志》同样也饱含刘歆留下的痕迹,据统计,仅仅在《五行志》之中,班固使用“刘歆以为”字样以标明刘歆意见的地方就达75处之多,因此完全有理由认为班固作《汉书》,事实上有很多地方都是在刘歆学术的基础上进行写作的。关于这一个观点,可以认为与葛洪在《西京杂记》后记中的相关观点基本一致。由于刘歆没有原作留于后世,后人为了弥补这个缺憾,便有人以毕生的精力从众多的西汉古籍中搜寻刘歆的有关文章残余,乃至于只言片语,也被汇刊成集。例如明代人辑有《刘子骏集》、清代严可均的《全汉文编》、马国翰的《玉函山房辑佚书》、张选青的《受经堂丛书》、姚振宗的《师石山房丛书》都各有辑本。葛洪(283~363)也是个非同小可的历史人物,其为晋代著名的道教学者,炼丹家,医学家。字稚川,自号抱朴子,世称小仙翁。丹阳句容(今属江苏)人。出身于官宦世家,少习儒家经典、诸史百家之言,尤好神仙导养之术。东晋初,赐爵关内侯,食句容二百户。后荐为散骑常侍,领大著作。然固辞不就。后闻交阯出丹砂,遂求为勾漏(今广西北流)令。至广州,被刺史邓岳挽留,遂入罗浮山炼丹,终其一生,著述不辍。葛洪撰《抱朴子》一书,其中记载了许多冶炼外丹的药物、方法及方剂组合等内容,是集魏晋时期道教丹鼎派大成之巨作,成为迄今为止研究中国古代化学冶炼史的重要著作。《抱朴子》分内、外篇,内篇多言神仙方药、养生延年、鬼怪变化及禳邪祛祸的仙道学说;外篇多言人间世事、得失臧否的治世经国之术,兼收并蓄儒、墨、名、法诸家学说。此外,葛洪还著有《金匮药方》100卷、《肘后备急方》3卷,对中国医药学的研究作出了贡献。另还著有《神仙传》10卷、《隐逸传》10卷、以及编辑了这一本众说纷纭的《西京杂记》。三、《西京杂记》的版本情况及其对于后世的影响就目前而言,人们所能看到的《西京杂记》,主要有两个版本体系。一个是明代嘉靖年间的孔天胤刊本,这是一个主要的系列,清代之际由江安傅氏双鉴楼所收藏,晚清之际上海涵芬楼曾从双鉴楼借印了一些刊行于世,到了民国之后,著名出版家张元济先生编辑发行《四部从刊》,据上海涵芬楼刊本而刊印发行,是目前人们所能常见的一个刊本。另一个版本体系是清代乾隆年间所编纂的《四库全书》本。由于《四库全书》在编纂完稿之后全书只抄七部分藏于北京大内文渊阁、圆明园文源阁、沈阳清故宫文溯阁、承德避暑山庄文津阁、扬州文汇阁、镇江文宗阁、杭州文澜阁等七处皇家藏书阁之中,一般人根本无法轻易看到,再加上历经战乱,文源阁、文汇阁、文宗阁藏本均全毁于战火,而文澜阁也只剩下一些残本,这就为《四库全书》的这一版本体系的传播更加雪上加霜。从一九三四年起,上海商务印书馆分批印行文渊阁藏本,直到一九八六年,才由台湾商务印书馆全部印完。至于其它版本,据笔者所知,尚有明代黄省曾刻本,清代《抱经堂丛书》段玉裁、卢文绍手校本,宜黄洪占铨校本。近期则有中华书局1985年1月版校点排印本。就这些版本的优劣而言,笔者认为当以明代孔天胤刊本为最好,是以民国间张元济选其为《四部丛刊》之母本。我们知道,张元济《四部丛刊》最具特色的就是讲究版本的选择,其“必选宋、元、明旧刻”之最佳者,清刻一般不选。而其中最差者无过《四库全书》本。这是因为,第一,《四库全书》本避讳之处甚多,凡“玄”“胤”“弘”这样的字都要避讳,乃至于书中“太玄经”被写成了“太元经”,“公孙弘”被写成了“公孙宏”,凡此种种,不一而足,令读者平添很多不便。第二,《四库全书》是由一些对其内容完全陌生、且本身文史素质并不很高的文字抄手抄录而成,而校书者又往往并无专向研究,是以其中多有错字、漏字、衍字之处。当然,孔天胤及其后来的《四部丛刊》本也不是一个完美的本子,由于千余年来的辗转抄录、刻印,其中的错字、漏字、衍字陈陈相因,孔天胤未能作全面的辨误,是因此差漏在所难免,但相比起其它版本来说,相对要少一些。是以本书以孔天胤刊本为主本,参考历代有关书籍,兼及《四库全书》本,以注释的方式,作了一些校雠工作,尽可能依据明代以前的各种相关引文进行校对,做到尽可能地回归原貌,合情合理。关于《西京杂记》对于后世的流传以及其对后世的影响,其大致情况是:自西晋葛洪据刘歆原稿编辑成书之后,很快便成了一本十分引人注目的书籍,笔者认为自其书问世之后直到明代后期,在长达一千六百余年的漫长历史进程中,其影响是十分巨大的。下面就谈谈这方面的情况。大约在《西京杂记》问世后百年之间,东晋末期至刘宋前期,中国出现了一部很有影响力的地理类书籍——《三辅黄图》,其书作者虽然已佚,其可信度则是相当高的,因历代以来对其无任何非议。《三辅黄图》中多处引用《西京杂记》中的有关记载,同时《三辅黄图》与《西京杂记》之间的很多相关内容都能够相互印证。因此可以说《三辅黄图》的问世与流行,对于《西京杂记》的进一步传播具有推动的作用。到了南朝的萧梁时期,梁昭明太子萧统编纂《昭明文选》,收入先秦以来的文学作品514题共30卷。是中国现存最早的一部诗文总集。《昭明文选》之中涉及《西京杂记》的有多处。《昭明文选》在中国历代的文学地位是无与伦比的,而《昭明文选》之中涉及《西京杂记》,这至少说明了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与相互影响。同时笔者还认为,萧统虽然在生活年代方面稍晚于吴均,但萧统所收录在《文选》之中而涉及《西京杂记》的诗赋作品及其作者,则皆远远地早于吴均。如果认为《西京杂记》确为吴均所伪造,那这些远早于吴均的诗赋作者们又是如何能够看到《西京杂记》这部书的呢?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早在吴均之前《西京杂记》就已事实上存在了(关于这方面的具体考据请参阅本书正文中的相关评注,这里不加赘说)。唐代段成式撰《酉阳杂俎》,其中引用了《西京杂记》的相关条文,虽然所引不多,但由于唐代之际是我国雕版印书业蓬然勃兴的时代,人们结束了在此之前拥有书籍必须手抄笔录的落后方式,从而使文化的传播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酉阳杂俎》其书以它突出的趣味性与知识性,借助了雕版印书业的兴起而获得了空前的传播,而《西京杂记》也就是从这个时候起,借助于《酉阳杂俎》的流行与雕版印刷的勃兴,从而真正成为知名度相当高的一部书籍。宋代初年,中国出现了两部大型类书,一部是1000卷的《太平御览》,另一部是500卷的《太平广记》,其中《太平御览》引用《西京杂记》90余处,而《太平广记》也引用《西京杂记》30余处。由于这两部书均是根据北宋以前的古本所编辑的,因此可以用来校改汉唐古籍。《西京杂记》在传抄过程中多有错漏,当然也可用这两部书来进行校正。《太平御览》与《太平广记》的刊行,无疑对《西京杂记》的传播起到了更大的推波助澜作用。到了明清之际,江浙印书业盛极一时,而民间著书者也可以说是多于繁星,这当然必不可免地会促使《西京杂记》一书的影响进一步扩散。据统计,明清两代私家著作中涉及《西京杂记》者,仅《四库全书》之中就达3000余处,人们在自己的诗文中或引用、或评议、或模仿、或摘录,不一而足,足可见此书影响之所及几乎遍及大江之南北。与之同时民间刻印《西京杂记》者也多若繁星,难以统计。然而到了清代乾隆之后,有一个反常的情况致使《西京杂记》的传播受到了很大的影响,这就是纪昀以当时文坛钜子的身份,受命撰写《四库全书总目提要》200卷。出于纪昀当时的身份与地位,于是他的提要自然自然而然具有了“一言九鼎”的作用。然而,令后人大跌眼镜的是,纪昀不知出于何种目的,有一些“提要”,用今天的观点来看实在是令人不敢恭维,其中就包括《西京杂记》。纪昀步唐代颜师古的后尘,极力贬《西京杂记》为“伪书”,然而细考纪昀所列举的一些理由,却是令人难以苟同。例如,其引唐代段成式《酉阳杂俎》的相关记载以抨击《西京杂记》,但对段成式的有关学术错误却视而不见,这最起码也证明纪昀本人并未详读《西京杂记》原书,以致于出现在别人谬误的基础上再叠加自己新的错误的可笑话柄;此外,纪昀居然粗心大意,将《西京杂记》中“文帝为太子立思贤苑,以招宾客”这句话,错误地理解成了“文帝为太子,立思贤苑以招宾客”,虽然只是断句的不同,但意思却完全改变,而纪昀居然还用他这一错误的理解来抨击《西京杂记》;再有,对于王莽与刘歆的关系,纪昀竟然不知王莽杀刘歆三子、而刘歆欲举兵除莽之事,说什么刘“歆始终臣莽”,连基本史实他都会弄错,其抨击之谬可想而知。如此种种,不一而足,其荒谬之处,所在多有,如欲了解,请详看本书正文及有关附录,此处不再赘说。综上所述,纪昀对《西京杂记》的横加指责,訾其为“伪书”,从而致使学界一时之间万马齐喑,明代及清前期之际那种千人万口竞相评说《西京杂记》的盛况再也不复存在,这一期间虽然有段玉裁等人曾奋起而呼,然而却是应者寥寥,到了嘉庆、道光以降,学界几乎不闻之有论《西京杂记》者!而千余年间围绕在《西京杂记》一书之间的各种争论,至此也嘎然而止,不复再闻了!四、《西京杂记》的相关内容、艺术特色及思想意义《西京杂记》以描写汉代京城长安及其附近地区所发生的各种人物及其事件为主,但也偶尔言及长安之外的一些地方。总的特色是往往以极为短小精悍的篇幅而反映一个生动的故事,并通过这个故事以折射其社会意义。例如1-8(这里的序数是本书评注者后加的,作用是为便于读者查找)高帝戚夫人,善鼓瑟击筑,帝常拥夫人倚瑟而弦歌。毕,每泣下流涟。夫人善为翘袖折腰之舞,歌《出塞》、《入塞》、《望归》之曲。侍妇数百皆习之,后宫齐首高唱,声彻云霄。戚夫人因为谁的儿子继承帝位的问题而与吕后形成水火之势,而刘邦又因衰老已预感到其将不久于人世,是以常拥夫人而泣下。据史载,刘邦死后,吕后杀戚夫人之子赵王如意,并将戚夫人断手截足,饮哑药而去眼熏耳,使居于地窟之中,号为“人彘”,如此凶残之后果,刘邦在生前似乎已有预感,这就是他“每泣下流涟”的原因。刘邦在世时的后宫生活,《史记》《汉书》从未涉及,《西京杂记》则以其细腻无比的笔触,使后人感知当年汉廷后宫中的繁华与绮靡。戚夫人且歌且舞,宫女们齐首高歌声彻云霄,然则表面上的美好却掩盖不住即将发生的血腥。阅读《西京杂记》,很需要熟悉相关的史事,否则只能及表而不及里。《西京杂记》就是这样,往往通过一些表面上看似平常的描写,却往往蕴含着很大重大的相关史实。%此外,“霍光妻”(1-19)通过一份开列具体物品的丰盛馈赠以折射宫廷内部的残杀;“文帝自代还”(2-5)通过九匹骏马以反映汉文帝初登大宝时的惊疑心态;“庆安世”(2-9)通过一个民间少年的遭遇反映了汉廷内宫淫乱的男女关系;“樊哙问陆贾”(3-23)描写一次劝阻得力而未遂的政变;“宣帝被收”(1-18)可以考佛教影响中国之始。通过一些看似平常的往事的记叙以反映西汉之际的科技成就,这是《西京杂记》另一个特色之一。例如“新丰城”(2-10),一座从千里之外整体搬迁而来的城市,其建好之后不但男女老少“各知其室”,居然连各家放养的犬羊鸡鸭,也能够“竞识其家”,这样的土木工水平,完全能令今之能工巧匠汗颜。“雨雹对”(5-6)的科技含量最为值得注意。该文对气象现象作了一定的原理性推测,其中“气,上薄为雨,下薄为雾,风其噫也,云其气也。雷其相击之声也,电其相击之光也。”的描述,与近代对于风云雷电产生的解释极为相近。有一些记载对于今天的人们来说仍有启发意义。《西京杂记》所引史料,能够与当代的考古发掘相印证,这也是这本书突出的特色之一。例如1-23汉帝送死皆珠襦玉匣,匣形如铠甲,连以金镂。武帝匣上皆镂为蛟龙、鸾凤、龟龙之象,世谓为“蛟龙玉匣”。上世纪六十年代后期河北满城汉墓发掘出中山靖王刘胜(汉武帝庶兄)夫妇所穿“送死”之具两套,其结构特点正如《西京杂记》所描写的“形如铠甲,连以金镂”,但当时定其名为“金缕玉衣”,似乎有违古人命名之初衷,是以《西京杂记》所载,看来对今天的一些研究领域仍有实际意义。《西京杂记》所载的一些史实,还可以考证今日风俗之始源。例如:1-17汉彩女常以七月七日穿七孔针于开襟楼,俱以习之。七月七日乞巧,这一风俗甚至于直到今日仍为民间所熟知,据梁代宗懔所撰《荆楚岁时记》所载,至少在梁代之际民间已盛行在这一天的晚上穿针以乞巧的民俗活动,而通过《西京杂记》之载,我们可以得知其始源原来始之于西汉的宫廷之中。戏剧的源头在《西京杂记》之中也有反映。“东海黄公”(3-1)反映了汉代长安附近一带居民热衷于一种“角抵戏”,包括皇帝在内都对其有所爱好。我国当代的戏剧研究者认为,《西京杂记》中关于角抵戏的记载,应该是中国有情节戏剧的始源。(见《中国古代戏剧文学史》)同时研究者还认为,“东海黄公”虽仍未超出角抵竞技的范围,但它比一般纯属角抵竞技更接近于戏剧范畴。首先它已有了简单的故事情节;其次是演员都要化装和穿戴特定的服饰。扮黄公者,必须手持赤金刀,用红绸缠头。他的对手,必须身披虎皮,头戴老虎面具,扮成猛虎模样;博斗双方已不像角抵那样全靠实力来平等竞争,而是必须按照事先对故事情节的安排来进行。也就是说,不管你黄公有天大的能耐,最后也不得不败于老虎之口。当然更不用裁判来裁决谁胜谁负了。幽默风趣也是《西京杂记》的特色之一。例如2-16“匡衡论诗”:匡衡善于论说诗经,同乡之中有一个善诗的人来找匡衡以论诗,二人论战一番之后,那位乡人不是对手,于是败阵而逃,连鞋子穿倒了也顾不得。匡衡的话还没有说完,追上去对那个人说:“先生留听,更理前论。”而那个人回答说:“穷矣!”头也不回地跑了。一种来自生活中的真实跃然如见,而前人之乐也就蕴含在后人读后之乐当中了。2-17的“惠庄”也是如此风趣:儒生惠庄去找大学者朱云论战,谁知根本不是对手,但惠庄却抵死不肯认账,对别人说:“我不过是口才不行罢了,但文才却是在这肚子里有着的!”通过某些侧面反映宫廷生活内幕,也是《西京杂记》的特色之一。例如2-1的“元帝后宫既多”、2-9的“庆安世”、1-32“赵后体轻腰软”等,而明清之际流行一时的戏剧曲艺、市井艳情小说之类,则往往以此为蓝本进行再创作。一些西汉之际人们的业余文体活动,上至帝王将相,下至平民百姓,《西京杂记》都有记载。如2-20的“成帝好蹴踘”;2-29“鲁恭王好斗鸡鸭”;3-10“茂陵富人袁广汉”;3-20“长安有庆虬之”;4-7“韩嫣好弹”;4-16“茂陵文固阳”;4-20“许博昌”;5-7“郭舍人”等等。有一些历史之谜,在《西京杂记》之中也的反映,如4-21:高祖与项羽战于垓下,孔将军居左,费将军居右,皆假为名。垓下之战,是中国历史上的著名战争,而其参加战争的重要将领,居然不能留下名讳,只有“孔将军”、“费将军”这样的称呼,甚至于所谓的“费将军”,压根儿就不姓“费”,这究竟是为什么,《西京杂记》也给后人留下了一个个的疑团。类似于这样的还有4-23“古掾曹”。综上所述,笔者认为,《西京杂记》全书虽然文字不多,但却能真实地反映西汉的社会的方方面面,描写生动细腻,感情真切动人,更重要的是内涵丰富,意义深邃,可以补《汉书》之不足,完全不是颜师古所说的“今有《西京杂记》者,其书浅俗,出于里巷,多有妄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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